【人民政协报】为乡村振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遵从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理念，持续推进和优化乡村经济环境、生态治理环境、人文环境建设，为高质量实施方案及激励新乡贤创业发展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色彩浓厚的人居环境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引导专业人才、经济能手、文化名人、社会名流等能人回乡参与建设。鼓励引导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回乡定居，当好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社情民意信息员、村庄建设智囊员。《实施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凸显了两条重要工作原则，即坚持党建引领促进社会协同原则、坚持优化环境活化乡村资源原则，高度契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和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支撑建设具有文化内涵、可持续发展、和谐共治的乡村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吸引和激励新乡贤深度融入乡村建设，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推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演进过程中积累形成的重要成果，具有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国乡村发展特色。作为具有挖掘、借鉴、传承价值的乡村传统文化精髓，“新乡贤文化”在“十三五”规划纲要里被明确提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中共二十大报告也赋予乡贤新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此番九部门印发的《实施方案》虽未提及“新乡贤”，但从列举的各路能人看，与“新乡贤”大体吻合。

农村改革以来的发展实践证明，鼓励引导退休干部、教师、医生、退役军人、涉农企业家等回乡定居，在提升乡风民俗、传播诗书礼义、焕发德行新风尚、修复乡村记忆、聚拢乡愁文脉以及夯实乡村发展的软实力等方面，新乡贤的力量和贡献不可替代，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乡村地区新乡贤群体的崛起已经成为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验证了“礼义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乡村文化传统和发展治理基础。

《实施方案》目标设计明确，即动员、组织新乡贤回乡建设。鼓励引导的新乡贤类型多样，包括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类型。新乡贤服务乡村建设的岗位类型多元匹配、相关工作衔接有序，契合乡村发展需要。设计的五项主要活动内容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主要活动任务及其工作目标具有可考核性和可达性。创新的六方面保障措施覆盖全面、相互匹配、刚柔相济、具有可操作性、保障能力强。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让乡村生活更美好，关键在人才。有了人，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为。唯有吸引更广泛的群体，招徕更充足的人才，才有可能为乡村振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针对中国乡村发展类型多样、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相关部门应制定有针对性、前沿性的配套规划，支撑高质量推进《实施方案》，做到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引进各类新乡贤。同时注重引导、指导各省区遵从本《实施方案》的原则和框架，制定相应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应对标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要求，遵从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理念，持续推进和优化乡村经济环境、生态治理环境、人文环境建设，为高质量实施方案及激励新乡贤创业发展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色彩浓厚的人居环境。

按照中央确定的农业强国建设目标要求，持续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进程，夯实农村资源清产核资工作基础，以及深化农村“三变”改革的质量，支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生产体系、适度规模经营体系。激活农村市场的最重要手段，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支持形成有利于激励农村要素自由流动、产权有效配置、竞争公平有序的有效市场环境。同时，要重视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动力的改革，改变政府干预过度与包办过多的状况，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体系。

我国已经出台诸多旨在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其中一些政策缺乏活力或未被激活，对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运行难以发挥有效的激励或规制作用。因此，激活政策本质上是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激活政府，即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既能在“市场失灵”时矫正市场或替代市场，又能在“市场有效”时充分发挥或放大市场的作用。

中央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表明，补齐“三农”发展短板的重点与任务自然在农村，但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促进实现城乡人口交互流动与优化整合过程中，还必须重视拓展“三农”治理的视野。必须将农村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架构中加以推进，必须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来引领“三农”治理工作升级，构建“以城带乡”“以城兴乡”“城乡互促共进”的美丽乡村治理结构。既要重视农村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又要重视新型城镇化导致乡村治理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影响。因此，从破解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体制机制视角看，还必须以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配置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创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联动、区域公共服务配置体制改革联动，且城乡体制逐步并轨和趋于均等化的制度安排，才能激活农村各种要素、各类主体和各项政策，才能形成有助于城乡人才、技术、资本乃至产业融合发展的治理结构，增强农村凝聚人心、汇聚人才的感召力，为推动农业及农村社会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